金斯伯格的异见时刻:不想堕胎的女人

2020-09-21 20 view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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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因病逝世,终年87岁。金斯伯格的一生致力于女性权力的争取、维护与保障。本文节选自金斯伯格的图文传记《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湖南文艺出书社,2018),讲述了她推动生育自由和反有身歧视的起劲。

金斯伯格旧照

金斯伯格教授

只管金斯伯格很少追求他人关注,但她逐渐声名鹊起。金斯伯格的学生们在一次课程评估中写道,金斯伯格“异常智慧”,是一位“异常优异的西席”,但同时“与学生保持距离”且“个性相当守旧”。

1972 年,在拒绝雇佣金斯伯格九年之后,金斯伯格的母校哥伦比亚法学院终于熟悉到了她的价值。哥大约请金斯伯格成为其法学院第一位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并赞成她留出一部分时间在美国民权同盟的事情上,金斯伯格接受了这个邀约。《纽约时报》的报道写道,哥伦比亚大学“刚刚取得了伟大成功,它绝不掩饰自己对于法学院获得了一位女性全职教授的喜悦”。究竟,在法学院的院长看来,不像之前一百一十四年间所有应征并被拒绝的女性,“金斯伯格太太”是够格做金斯伯格教授的。(“我就对一件事有点好奇,”金斯伯格在这篇报道揭晓后写信给这位记者,“《纽约时报》是决议不使用‘女士’这个称谓吗?”)

在这次采访中,金斯伯格揭晓了一段出人意料的直白讲话。“对我来说,唯一的限制因素就是时间。我不会为了让他们喜悦而限制自己的事情。”显然,她话中的“他们”指的是哥大法学院的教员和行政部门。“我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过了一会儿又弥补道,“人们表面上都市很和善,虽然心里可能会对我做的事情有所嫌疑。但我以为他们不会把这种嫌疑表达出来。”

确实有一些人对金斯伯格怀有疑虑,然则哥大的女性员工们都在等着她的到来。金斯伯格刚入职就有许多人联系她,向她诉说自己对哥大的不满。金斯伯格知道哥大员工没有孕期保险而且女性员工的养老金和人为都低于男性同事吗?好,她现在知道了。金斯伯格辅助一百位实名原告代表哥大所有女性教员和行政人员提起了团体诉讼。她们赢得了诉讼。金斯伯格知道哥大设计裁掉跨越二十名女性清洁工,其中大部分是有色女性,却不计划辞退任何一名男性清洁工吗?“我们以为要阻止大学辞退女性清洁工的关键在于让人人看到校园中对她们的种种支持。”流动者们以这些女性清洁工的名义写道。

金斯伯格给哥大校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把开除女清洁工的决议称为“会给哥大造成伟大经济损失的严重错误决议”,并督促校长“不要走上该错误门路以免需要去联邦法院中应诉”。金斯伯格还介入种种集会来给哥大施加压力。她甚至获得了美国民权同盟及其纽约分部的配合,只管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辅助金斯伯格在罗格斯法学院获得教职的哥大法学教授瓦尔特·吉尔霍恩。吉尔霍恩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民权同盟的“先生们”,指责他们过于草率地得出了哥大存在性别歧视的结论。(金斯伯格气忿地在该信的行间写下了潦草的批注:“他完全误解了这个案子的本质。基本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种情形,”吉尔霍恩说,让他忧郁美国民权同盟“在不公还未发生时就最先叫嚷着要争取同等”。遗憾的是,“mansplaining ”这个词离被发现另有好几十年。哥大最终决议不开除任何一位清洁工。

金斯伯格虽然在哥大拥有终身教职,但她并不是非得引起这些战争,稀奇在她的一些同事还对她心存疑虑的情形下。“金斯伯格在哥大存在的自己就引起了一定的敌意,另有一些人以为她被雇佣完全是由于哥大出于舆论压力而不得不雇佣一名女性。”金斯伯格的一位名叫戴安·齐默尔曼的学生回忆道。金斯伯格知道,那时一些人说“平权行动”时是把它看成一种侮辱。“而其他人则以为,”金斯伯格厥后写道,“至少,‘存在歧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想堕胎的女人

美国民权同盟在位于纽约市第40街的新办公室里确立了女权项目办公室。布兰达·费根在办公室门上挂了一块写着“女人正在事情”的明黄色标志来划出女权项目的地皮。金斯伯格很喜欢这个标志。在女权项目事情的状师妈妈们还带来了她们幼小的孩子,她们在办公室中给宝宝喂奶,忙碌事情时就把宝宝们交给在这里兼职的大学生协助照看。在这些热闹与杂乱之中,金斯伯格有条不紊地事情着,她的办公桌是一片镇静的绿洲。金斯伯格已与那时在俄克拉何马州因有身被辞退以及在罗格斯法学院用宽松衣物遮掩孕肚的自己有了天壤之别。

但这种美妙的事情环境只存在于美国民权同盟里。在外面真实的天下里,若何实现生育自由这个问题仍然是一团难明的乱麻。女权项目想要把有身和一系列性别歧视的案件联系在一起,但存在一个问题:虽然男子也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女人也被允许参军或是掌握家庭财权,但只有女人可以有身生子。金斯伯格和她的同事们必须让大法官们熟悉到,有身自己就是一件关乎公正,或者更严格来说,关乎不公正的事,有身并非仅仅是女性完全出于自愿去负担的心理历程。更进一步,金斯伯格想要最高法院熟悉到,若是没有可以决议自己是否有身的生育自由,女性永无同等可言。生育自由意味着赋予女性堕胎权和在有身时不受歧视的权力。

苏珊·斯科拉克上尉是一名空军护士,她虽不以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也并不遵照传统女性的行为准则。比如说,她曾自愿报名去加入越南战争。1970 年,斯科拉克有身了,军队给了她两种选择,告退或者堕胎,斯科拉克既不想告退也不愿意堕胎。取笑的是,那时堕胎在美国险些所有州里都是违法的,1969 年,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在纽约教堂的地下室里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堕胎的公共演讲都照样惊世骇俗之举。但军营却是一个破例。斯科拉克从小就是天主教教徒,她参军的这几年攒下的假期足够让她生完孩子并把孩子交给别人领养。于是,斯科拉克无视军队开除她的通知,并找到了美国民权同盟来质疑军队对她的开除决议。

金斯伯格绝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案子,她想要循序渐进地让最高法院意识到生育自由是男女同等不可或缺的条件,就从这个当事人不愿堕胎的案子最先。金斯伯格没法不注重到美国政府的虚伪:政府克制堕胎,但在军队以为堕胎更有利时却又强制女军官堕胎。除此之外,在最高法院的这个审讯年度内,美国民权同盟的其他状师还积极介入了另外两起对克制堕胎的州法提出质疑的诉讼,“多伊诉博尔顿案”和“罗伊诉韦德案”。七年之前,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原告对克制避孕的州法提出了质疑,在最高法院中,原告主张避孕属于隐私权的珍爱范围而赢得了诉讼。在“多伊案”和“罗伊案”中,美国民权同盟的状师们做出了相同的主张,即堕胎也属于隐私权的珍爱范围,而没有主张堕胎属于女性同等权的一部分。但金斯伯格对此有着差别的想法,她在“斯科拉克案”这个她最喜好案件的辩护状中明确地论述了自己的想法。

价值

在“斯科拉克案”进入了死胡同六星期之后,最高法院在“多伊案”和“罗伊案”中做出了相似的讯断。九位大法官中的七位宣布宪法珍爱的隐私权“包罗女性决议是否终止有身的权力”,并讯断废除了所有州的反堕胎法。然则,在之后的多年中,金斯伯格从不掩饰自己对哈利·布莱克门大法官撰写的讯断书的不满。“在这两份讯断书中,最高法院给予女性的并非她们小我私家享有的权力,”她不满地评论道,“她们必须在咨询医生后才气做出决议。以是最高法院描绘的图景是一位高峻的医生和一位需要他辅助的小妇人。”更糟糕的是,这个涵盖普遍的讯断违反了金斯伯格循序渐进改变执法的理念,她信赖那才是唯一可能真正改变人们看法的方式。

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的门路与金斯伯格原本期望大法官们会逐渐接受的门路截然差别,而且似乎毫无回转的余地。若是堕胎是属于小我私家隐私的私人决议,那么公共保险需要像支付其他医疗用度一样支付堕胎的用度吗?谜底是否认的。在“罗伊案”讯断七年之后,最高法院判断联邦政府可以克制为堕胎拨款。“隐私权”的价值落在了贫穷女性的身上。若是一名女性像斯科拉可那样不愿意堕胎,怎么办?她继续事情不受歧视的权力是否也属于隐私权的珍爱范围?很快,最高法院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覆。

长久以来,由于女性有身的可能性,雇主们不仅拒绝给予她们被雇佣或升迁的机遇,而且经常强迫她们在有身后无薪休假,然后在她们准备好继续事情时拒绝让她们回到事情岗位上。这样看待女性,金斯伯格提出,和“里德案”与“弗朗蒂罗案”中涉及的执法一样,是对女性“命中注定的”角色做出了不适当的预设。这种预设“确立在女性心理限制和女性在社会中‘适当职位’的性别刻板印象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了一系列有关有身女性权力的案件,金斯伯格在其中的一个案件的法庭之友意见陈述书中这样写道。“这些雇佣政策,”金斯伯格说,“与女人的‘天性’或有身女性现实的身体状况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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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似乎没有意识到某些女性在生育孩子的同时还必须事情。“他们的想法是,一旦女性有身了,她就可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一切都很美妙,由于她会有丈夫给她提供经济支持,”金斯伯格在1977 年说,“然则,这种案子中的原告常常是未婚女性。她们就是自己和孩子的唯一经济来源。”岂论她们收入若干,似乎女人只要有身了就会被以为要马上脱离公共生涯。

金斯伯格还以为,有身女性受到的待遇跟性有关。只有女人的身体会显示出她有性生涯,而且也只有女人会因此受到责罚。一位女性军官由于有身了而没能获得声誉退役的待遇,只好通俗退役,金斯伯格写了一封信给她的状师。“很显然军队以为她不够‘有声誉’不是由于她有身了,而是她举行了会导致有身的行为。”金斯伯格写道,“虽然性交显著需要两小我私家才气举行,而且在明面上,他们也不会由于男军官(可能另有女军官)有性生涯而要求他们退役。”

最高法院顽强地拒绝接受这些看法。1974年,在“戈杜尔迪格诉艾洛案”中,原告质疑医疗保险中的一个条款,此条款枚举的暂时损失劳动能力的情形不包罗有身,但最高法院判断这不属于对女性的歧视,由于并非所有女性都是有身的,虽然所有有身的人都是女性。在另外一个案件里,通用电气公司的女性员工们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由于通用电气要求所有女性员工一旦娶亲就必须马上告退,而且员工康健保险中将有身保险清扫在外。通用电气的状师大言不惭地告诉最高法院,究竟,女人纷歧定要有身。若是她们想要事情,这位状师建议道,这些女性现在拥有“午饭半小时治疗”的合法权力。他指的是堕胎手术。

令人震惊的是,1976年12月7日,最高法院中大多数大法官赞成了通用电气的这种说法。伦奎斯特大法官撰写了多数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他代表大多数大法官示意,有身是种特殊情形,由于它与小我私家的种族或性别差别,女性是“自愿负担而且盼望”有身的。这个讯断转达的信息很明确:若是选择生育孩子,你就必须付出价值——固然,这只针对女人。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和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在他们的异议意见书中抗议道,即便有身是“自愿”选择的,通用电气也没有清扫其他任何“所谓的‘自愿’选择而导致暂时损失劳动能力的身体状况,包罗运动损伤、自杀实验、感染性感染疾病、在犯罪或斗殴中造成的损伤,或是在自愿选择的整容手术中受到的危险”。

在“通用电气案”的讯断书下达后一天之内,金斯伯格就召开集会商议备选设计来珍爱有身女性不受歧视。“她基本上是这次流动的领导者。”金斯伯格的女权状师同事朱迪斯·利科曼说。“我们只花了两年时间就推翻了这个异常糟糕,或者可以说是‘愚蠢至极’的讯断。”她弥补道。1978年10月,国会通过了《反有身歧视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若是雇主不像看待其他暂时损失劳动能力的员工一样看待孕妇,那么就会被以为是歧视女性。

一些女权主义者想要法院判断有身与“运动损伤”或者“自愿选择的整形手术”有着本质的差别。但金斯伯格坚持以为要求对有身特殊看待反而会适得其反。她希望可以确立起一系列纰谬性别加以区分的中立政策,这样就可以使雇主难以将女性单挑出来歧视。金斯伯格在小我私家的和她客户的履历中学到的一课是,任何看起来像是对女性的稀奇优待最终都市反过来限制她们。

那男子怎么办?

在她所有的客户中,金斯伯格最喜欢的是斯蒂芬·维森菲尔德。维森菲尔德是单亲爸爸,他的妻子因难产不幸去世。金斯伯格想要通过把他的案子诉到最高法院来证实一个看法:性别歧视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危险。金斯伯格是通过维森菲尔德给她写的一封信而注重到了他的案子。维森菲尔德在信中说,在他家里,他是“家庭主夫”,而他的妻子宝拉是位先生并一直支付着社会保障保险。然则凭据执法,只有未亡人有权获得“母亲的抵偿”。金斯伯格在代表维森菲尔德递交给最高法院的辩护状中写道,该执法“反映了美国历史中长久以来都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使得女性在经济流动中做出的起劲无法获得应有的重视”。

然后,金斯伯格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凭据这条执法,不仅女性为家庭经济做出的孝敬受到了侮辱,”金斯伯格写道,“她去世后,其配偶作为父亲的角色同样不被认可。仅由于原告是父亲而非母亲,他就被剥夺了应得的福利,这些福利本可以让他留在家中照顾还在襁褓中但已经失去了母亲的儿子。”接着,金斯伯格话锋一转,她写道,维森菲尔德的儿子杰森·保罗是该执法框架下的又一个受害者,由于该执法“只珍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却不珍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金斯伯格是在去哥大上班路上乱调汽车广播频道的时刻发现自己赢得了此案的诉讼。“我的第一反应是必须控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否则我就要出车祸了,”她当天告诉一位记者,“然后等我到了哥大,我在法学院走廊里跑着去拥抱那些曾跟我一起为该案事情过的学生。实在我平时是一个异常镇静的人。”她告诉另外一个同伙她由于赢了这个案子而大哭了一场。

“考虑到该执法的目的是让失去配偶的家长得以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基于性别的区别看待毫无道理可言。”布伦南写道。伦奎斯特大法官虽然依然对女权运动持嫌疑态度,也撰写了一份赞赞成见书。在意见书中,他示意自己赞成推翻该法是由于它会对孩子造成危险。至少他也走出了一小步。金斯伯格对于此案写道:“‘维森菲尔德案’是杀青纰谬性别举行区分的中性政策改造的一部分——中性政策既能照顾到传统家庭模式,同时又能消除对男性或女性无意义的限制。在这种政策下,伉俪双方可以自主缔造出新的家庭传统,从而施展自己作为人的最大潜能。”

但金斯伯格总是代表男性原告提出诉讼让她的一些女权同盟感应疑心甚至气忿。究竟,她们确立的是女性权力项目,而不是男性权力项目。很多年之后,人们会说金斯伯格向由男性主导的最高法院提交他们同胞的案子是天才的做法。但实在事实并不那么简朴。斯蒂芬·维森菲尔德这样的男子做出的选择让大法官们感应不解,有些大法官甚至对此感应气忿:他为什么显示得像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人想要显示得像个男子似乎更好明白。金斯伯格坚定地信赖,若是女性想要同等,男性必须也被解放。几十年之后,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友人告诉《纽约时报》,在某场晚宴上,金斯伯格绝不留情地打断了另一位来宾将她所做的事情先容为辅助“女性解放”。“金斯伯格转向他说道:‘不是女性解放,而是所有人的解放。’我从来没见过她云云坚定。”

金斯伯格也不满足于仅让几个女人进入男性的职场天下。金斯伯格坚定地信赖让更多女性进入公共生涯对每小我私家都有利益,这其中固然也包罗男子。“男子可以从女性身上学到许多器械,但只有女性大量泛起,而非只是偶然泛起一两个时,这种学习的历程才有可能发生。”金斯伯格1978 年在哈佛法学院最先招收女性二十五周年的庆典上说:“想要从女性身上学到器械,男性需要和差别性格特征的女性共事,他们也需要能够和女性成为事情上的同伴。”

那时,法学院中的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哈佛法学院已卸任的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在写给金斯伯格的信中对此表达了担忧,只管他曾告诉金斯伯格自己“在成为院长之后尽可能快地让女性进入了哈佛法学院学习”。在信中,格里斯沃尔德焦虑地示意“由于女性和少数族裔占用了许多法学院名额,给白人男性预留的空间就急剧减少了。可能是时刻考虑一下他们的逆境了”。金斯伯格的女儿简那时正在哈佛法学院上学。她镇静地写信告诉格里斯沃尔德,她很确定即便有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入学也“不会影响白人男性拥有的和她们公正竞争的权力”。

那一天是金斯伯格在哈佛法学院的荣耀回归,台下坐着的众多年轻女性也包罗她自己的女儿。金斯伯格知道,她们要走的门路比她那时走过的那条已平展了许多,她为此感应异常喜悦。她很快就会出庭争执她在最高法院中作为状师的最后一个案子,固然,那时的金斯伯格并不知道这一点。她依然在缓慢但坚定地指导着大法官们向着她设定的偏向前进,这个偏向终点的目的是认可女性作为公民的同等职位。

在她的演讲中,金斯伯格开了一个玩笑:“我明白现在一些男性来到哈佛法学院是由于,”她暂停了一小会儿,“哪有比这儿更合适找到优异妻子的地方?”

“所有男性特权都在消退,”金斯伯格继续说,“我以为,不久之后,法官们的集会室中也不再会给男性以特殊看待了。”

她是对的。

[美]伊琳·卡蒙、娜·卡尼兹尼克著,骆伟倩译,《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湖南文艺出书社,2018年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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